孙宇挺
在这样一场特大灾难背后,是一场新闻战争。
全世界的新闻同行都战斗在以汶川为中心的四川土地上。
而对于我来说,这一次的新闻战争,可以从地震发生后的七八分钟开始正式算起。
时间就是新闻的生命
时间回到五月十二日下午四点,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温家宝总理正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简单准备之后的我,那时正和同事一道上车赶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但直奔现场的我们忘记带上了卫星电话,也正是因为这个,整整耽搁我们一个晚上的宝贵时间。
晚上七点多,温家宝总理抵达四川成都,正赶往灾区。同一时刻,我正在机场等待登机。
晚上九点多,温家宝总理抵达都江堰开始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此刻的我正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
我们三人采访组晚上十一点刚降落重庆江北机场,就听说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七八千人。
这时重庆午夜的街道恢复平静,城市街道楼体并没有破坏痕迹。十三日凌晨时分,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收音机里传出中央电视台关于汶川地震的直播报道声。
我们在重庆守候一夜,为了第二天一早能够拿到一台卫星电话。
除了手中的笔,通讯工具是这场新闻战争里最重要的武器。
由此而来的思考是:新闻大战前,我们除了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还应该有怎样的准备?
兵家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做好了最充分的战斗准备,才能够在这场新闻大战里获胜。通讯工具是我们发稿的武器,生活物资是战斗的后勤仓库,自己的身体心理素质,更是这场战斗是否能够持久有效的保障。
四种兵器
十二日下午四点多从北京出发。临时受命,除了笔记本电脑和相机之外,别无一物。
此去没人知道会是多久,不知道汶川气候,没有可供发稿的卫星电话,没有可供生活的背包、帐篷、衣物、食物。这都说明我们对突发事件缺乏经验,准备不充分。
出发前将自己车里的GPS导航设备带上。在后来从重庆到北川,成都到汶川,成都到映秀,GPS导航设备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但除了换洗衣物和生活用品、卫星电话,我在机场还是意识到忘记带了一样东西,车载转换电源。
在重庆准备物资的时候,我跑了四个汽配店终于找到。这个小小的车载电源,在断电的灾区,为我们的笔记本、相机、摄像机的充电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准备不充分的同行因电源问题伤透脑筋。
战前准备的武器库里还少不了地图。我们依靠的是邹宪老师携带的一本全国交通地图,从而大致判断前进方位、部署行进计划。
在驱车前往灾区的一早,车子还去做了轮胎检查。面临大战,最好用越野车,如果没有,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车辆的准备和检查。我们在进去途中带了一桶油,这在缺汽油的灾区必不可少。
十四日晚我们终于在北川拿到了海事卫星电话,有了这个,发稿多了一条途径。
中新社发稿可以通过四个途径完成:
网络、移动网卡、海事卫星电话、固定电话。
普通的网络在移动办公环境里不适用。在外采访会用移动网卡,但移动网卡必须要有移动信号。在北川当时,中国移动信号断断续续,中国联通CDMA信号两天后才有,GSM手机的信号从来就没有过。
这时,我们还有其他两种方式发稿,一是海事卫星电话,二是固定电话线。
前一种手段太先进,以至于我当时拿到TT500卫星电话以后,还要打电话给后方技术人员询问怎么用。新一代卫星电话速度快,达到近乎宽带的速度,找星方便,比上一代产品好了不止一点。
当时在重庆多耽搁了一夜,原本是为第二天一早搞到一台海事卫星电话,可惜最终被人捷足先登。
后一种手段已经几乎被人留在了遗忘的角落,电话拨号上网,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拨哪个号码。正是这一最古老的上网途径,在那一刻却成为最有效的方式。我抵达北川后的数篇稿件和图片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发出来的。
在电脑连上网络的一瞬间,简直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有时候我拨了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才连上网去,后来索性就再也连不上了。这里就不得不提中新社自身的点对点拨号方式,也就是直接拨号跟中新社的服务器连接,在技术部的同事的帮助下,我终于再次连上了互联网。
在重大新闻战役中,一些外国记者事先抢占电话、网络端口,只是为了实现事后的第一时间发稿。灾区成百上千的记者在抢新闻,这个时候,怎么连上互联网,是成败的关键。
特别是后面两种不怎么用到的发稿手段,平时就应该有操练,才不至于在关键时刻手忙脚乱,甚至想不起来用或者不知道怎么用。这就像是一个战士,应该熟悉自己的武器。
记者的装备
此去灾区,道路险阻、气候恶劣,北川的雨、夹金山的雨雪、映秀的烈日、沿途的落石都与我们相遇。
然而在上路以前,没人知道前路状况,没人知道采访任务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们这次有同事步行十个小时,穿越几十公里进入灾区。我为这样的职业精神感动,我也深知这样徒步的艰苦。同事邹辉更是在徒步行进中被落下的滚石砸到脚趾受伤。事后关切同事的同时,我也在想,事先我们应该怎样装备我们自己,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事实上,户外装备对于这样的徒步行进,具有关键意义。防雨的冲锋衣、冲锋裤和登山鞋,专业背包,帐篷、睡袋、炉具、食物、水甚至指南针……这些东西能让我们不成为救灾队伍里的拖累,至少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保证几天下来不会被饿死、冻死。
虽然这样的艰苦条件很少见,但这次大地震中却出现了。许多外国记者这次就带上了这样的装备奔赴灾区。
这次任晨鸣老师还向我提起一件事情,就是饮水。没有干净的水怎么办?外国记者手中有一种药片,药片放进一杯水中,能将不干净的、浑浊的水沉淀,即可饮用。在这次大灾中,很多水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证明了外国记者的准备的确必要。
将在外 军令偶有不受
服从不仅是军人的天职,也是记者的本份。在重大新闻突发事件面前,服从上级的安排,不仅是职业素养,更是便捷工作的保障。
然而,在一线战场,常常会有突发事件出乎意料,这时,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应变,做出最适合的决策,是打胜仗的关键。
在从重庆出发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去哪里的问题。
都江堰道路依旧不通,温家宝总理说十三日晚十二点要打通。从地图上看,通过北川或许还能通向汶川县城,当时我们接到的指示是进入汶川县城。于是当时我们就选择了去北川。
下午后方通知让我们先去都江堰,并到成都汇合再分派任务。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整个车里的人都反对,而司机师傅也得到了消息说北川那边的路还通。邹宪说起了当年“九八”抗洪的事情,说那时候所有记者都等着分洪,另一个地方却悄悄动作了,所以不要去大家都去的地方。
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重庆分社的先头部队在进入北川时因交通管制而受阻。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去北川的信心。
因为从重庆出发的时候,我们带着三辆救护车,他们准备跟着我们去救灾一线,而我们判断,我们应该可以跟着救护车进入北川。
于是,我跟后方联系,说明情况,后方的指挥刘小青也同意了我们的自主行动。
就这样,我们灵活利用了当时可以利用的条件,灵活处理了前后方关系,第一时间赶赴北川灾区。而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在我们抵达绵阳之后不久,温家宝总理也到了绵阳。他是第二天进入北川的。
重大采访的临门一脚如何射
面对有关领导人的重大采访,有了精良武器、充足的补给、没有良好的战略战术也是要吃败仗的。在这次新闻大战中,我们并未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也就只有靠现场出奇制胜了。
因为只有专机上的四家中央新闻媒体才有贴身报道的资格。虽然我们也是中央级媒体,但却连领导人的行动日程都很难从官方渠道获得。所以我们只能凭两点:一是运气,二是关系。
如果说,温家宝总理去北川被我们“撞上”算是运气的话,后来胡锦涛主席进北川再次被我们“撞上”则是依靠各种关系。
但即使有了这样的运气和关系,我们依然不能贴身采访。不是专机记者不能靠领导人太近,要保持比较适当的距离采访。
这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我要跟着温家宝总理前行,他们拦我,我就不动,于是他们去拦别人了,我再动。在和温总理保持恰当距离的过程中,我录音,我拍照,可怜我前面的那个兄弟却被维护秩序的警察屡次阻挡。
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录到了温家宝总理的两次感人肺腑的发言,也拍到了他环抱两个小女孩的动情照片。
另一方面,平时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的采访让我认识了很多同行和相关领导。当他们跟着总理上来的时候,我赶紧跟他们打招呼,握手。警察也就不怎么防备我了。
这一切,都为了完成采访领导人新闻的最后的临门一脚。
“早起鸟儿有虫吃”
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来北川的时候,许多媒体的记者还未抵达,所以相对而言采访容易许多。当胡锦涛主席来的时候,记者人山人海,我们整整等了三小时才等到车队。我们在这些采访中一直是在提前等待。
后来那次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和潘基文会面,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跟随采访的直升飞机上有三十多个记者,但我们还是没挤上去直升机。
采访前一晚,从外交部得到确切消息后,我又和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和新华社的同行联系,问清了一些情况。最后给领导建议,明天一早三点半从成都出发赶往映秀镇。这样的事情我曾在日本干过一次,凑巧的是,也是采访温家宝总理。
虽然路程只有两三个小时,但我们不能确信到时候会不会交通管制,能做的就是提前蹲点。正是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精神,提前三个小时抵达的我和同事一起挤在三十多位记者中间,完成了那次温家宝总理灾区新闻发布会的采访。
而由于早一步抵达,我赶上了国办前来踩点的队伍,其中正好是我认识的一个处长在处理这事情,于是我上前跟他握手,他很惊讶地说,“又在这里遇到你了。”于是我紧紧跟着他们的队伍,知道了后来温家宝的一路行程安排。
虽然路线清楚了,但是后来还是被人围追堵截,好歹我跑得快,这才赶上了温家宝探望受灾群众的那个场面。
抢新闻,我们能做的就是走在人家前面,笨鸟先飞也罢,早起的虫儿也好,都是为了完成自己担负的那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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